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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庄游 体育大生意
3月3日，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向各俱乐部、地方政府、地方足协发出的关于三级联赛恢复主客场的调函回收，结果也令球迷感到欣喜：中超全部18支俱乐部均同意恢复主客场。
联赛主客场的审批和申报，需要考虑到地方防疫的要求。而随着近期国内本土疫情的新一波反弹，业界对于中超按时恢复主客场的预期，再次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
而另两件令球迷关心的大事，则是俱乐部的多元股份制改革，以及部分球队悬而未决的欠薪问题。
而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此前连续两年赛会制，导致了中超曝光率和品牌价值的严重缩水，继“中性名”改革后，再次打击了投资人的积极性。而联赛大面积欠薪，除了应归咎于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从经济层面来说，也是投资人撤离的直接体现。
从2020赛季就已有趋势，从2021赛季开始成规模的足球俱乐部“多元股份制改革”，事实上早在2015年的《中国足球改革总体发展方案》中就已经被提出。但具体到执行层面，反倒是不股改也能十分健康的俱乐部，率先完成了股改，甚至反因强制股改而引发了新的过渡问题。而另一些急需注入稳定性的俱乐部，股改却迟迟难有进展，为联赛准入和欠薪的解决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避免欠薪、避免投资人崩塌式逃离的角度来说，保障“职业联赛”真正成为职业联赛，具备应有的商业价值，始终是中国足球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对于职业化、市场化普遍不充分的整个中国体育界来说，也是一次关键的探索与博弈。
投资人撤退，球员讨薪
从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的1994年至今，遭遇欠薪的问题困扰，并非一朝一夕。不过在“金元足球”时期，除了个别球队偶发的欠薪，头部俱乐部巨额投入的情况下，欠薪基本在中超销声匿迹。
而随着近年来多项限制措施出台，中国足球的投资人逐渐撤离，中国足坛高收入的神话也随之逐渐破灭，取而代之的则是降薪与欠薪——这是在俱乐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而更糟糕的情况，则是俱乐部直接消失。
2020赛季夺冠的苏宁，随后“停止运营”
2020年12月，除了“中性名政策”，同时出台的政策还有限制球队投入，以及限薪令。
时隔1年多之后，2020年底出台的政策要求基本已经全部实现，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全方位萧条，以及国家队在世预赛赛场上遭遇“河内惨案”。
伴随着多次中断与复赛，中超联赛的2021赛季首次以跨年的方式结束。而在2022赛季的中超联赛开始之前，球员追讨欠薪、球队股改推进，成为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多次引发舆论热议。
最近一次的公开讨薪出现在天津津门虎的身上，肖智、郑凯木在微博发声讨要欠薪，并表示，在外援欠薪被优先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籍球员却讨薪无门，“十分无奈”。
肖智在微博公开讨薪
而在近期内，武汉队、深圳队等多支球队的欠薪问题，也在舆论上不断发酵。欠薪在2021赛季以来的中超，已成“常态”，甚至整个2021赛季不欠薪的俱乐部，中超仅有2家。
国脚蒿俊闵公开讨薪
《足球报》李璇谈深圳队近况
2022年2月18日，新赛季日本J联赛拉开序幕，为适应卡塔尔世界杯带来的全球赛程变更，同步提前开打的还有韩国K联赛等联赛。而从2021年起，日本媒体多次公开讨论J联赛放开“中性名”限制的可能，以便增加俱乐部收入，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日媒讨论J联赛中性名政策
在不同的法律框架下，简单粗暴地比较中超与邻国的联赛政策并不严谨，各联赛面临的环境不同，政策也难以直接照搬。但如何在专业范畴内开展足球运动推广，运营职业赛事，并确保赛事具备应有的商业价值，则是各国足球主管部门的共同目标。
在民间投资人“大退潮”的背景下，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出资的“多元股份制改革”，成为了中国足球的又一主旋律。但各地股改情况不一，也说明了并非所有的俱乐部所在地政府或当地国企，都愿意掏出真金白银，来做并不合算的“生意”。
“职业化”近30年，“续命”仍靠情怀
3月12日，大连人俱乐部发布公告，官宣了俱乐部股改的最新进展。大连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组与万达集团、一方集团、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部签订协议，由大连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组组建管理团队接管大连人职业俱乐部，对俱乐部进行全权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公告中提到，“根据协议，万达集团将承担俱乐部接管前二十来年的全部历史债务及未来三年俱乐部运营、青训及大连市校园足球小学基地校运营等全部费用，将总成本约16亿元的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捐赠给大连市国有企业德泰控股用于发展足球事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家乡城市的情怀和对大连足球的支持。”
《天眼查》显示的大连人俱乐部股权结构
在万达“重返中国足球”后，虽然大连队的实际运营开支由万达集团承担，但俱乐部的股权此前一直在一方旗下，此番完成股改，万达有望再次与中国足球“体面告别”。
在大连人足球俱乐部的股改中，万达承诺继续承担债务和未来3年的运营费用，也为俱乐部顺利过渡预留了充分的“缓冲区”，有望成为股改典范。万达的让步，成为大连人股改成功的关键。据《体坛周报》3月13日报道，万达已将2022年俱乐部的运营款项打入了新管理方的账户。
但也由此引发思考：为何在“职业化”近30年之后，中国足球依然需要投资人的“情怀续命”才能财政平稳？
在2022赛季的中超18队中，仍有私企参与的仍有广州队、广州城、北京国安、深圳队、河南嵩山龙门、沧州雄狮、武汉队、武汉三镇、杭州绿城等9家俱乐部，但随着股改进程的推进，私企在中超的话语权正逐步降低。
在其他早已完成股改的俱乐部中，山东泰山、河南嵩山龙门的财政原本就非常健康，俱乐部自身拥有的各类资产，也为股改顺利完成提供了充分保障。而有望完成股改的俱乐部中，广州城的财政同样没有太多“遗留问题”，有望顺利完成与广汽的过渡。
与广州城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同城的广州队，由于在历史债务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恒大集团将在新赛季继续独立运营广州队，但预算大幅削减，几乎将失去上赛季全部主力，以足校青年队为班底参赛。
同样股改陷入僵局的，还有河北队。截至目前，河北队仍未开始集训。据《足球报》3月14日报道，河北足球俱乐部仍在与河北省、廊坊市方面进行协调。虽然上赛季河北队的运营费用已经大大降低，且华夏愿意解决此前的俱乐部债务，但目前当地仍未出现合适的股权交接方。
在当代商业社会，除了关系到基础民生的少数领域外，“寻找愿意花冤枉钱的投资人”，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是伪命题。回到中国足球股改艰难的问题，根源仍在联赛的商业价值。
不过在经历了“碎片化联赛”的2021赛季后，球迷对于中超的期待也有所降低。长期无法前往现场观赛，也令许多球迷的看球习惯出现了“逆生长”。在线下，曾经的中超在家门口是“独一无二”的。在线上，仅从比赛质量来说，中超对比五大联赛却没有任何优势。
若想重塑中超商业，重启联赛主客场仅仅是必须做的第一步。而截至目前，这“第一步”也只是刚刚迈出，并未落地。不过，即使在中超完成重启主客场后，距离全方位拉动商业、带动青训，也依然任重道远。
伴随着投资人纷纷撤离，除了消失的梯队、无球可踢的青少年、被欠薪的球员、远离球场的球迷，还有对于资本界持续低迷的投资预期——而这一点不仅是局部俱乐部股改困难的根源，也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轻松“治愈”。
注：本文所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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